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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总理曾压下毛主席最高指示,后人发现真相,感动到落泪

新闻来源:将星全媒体 总编:李铁成 主编:张金刚 责任编辑:王熙 人气: 发布时间:2020-11-05
摘要:说到总理二字,无论什么时候,人们脑海中想到的首先是周总理,其亲切自然如斯人还在眼前。以至于总理这个词几为周恩来专有,他之后虽有多任总理,但人们单称总理时多是指他。 周恩来...

说到总理二字,无论什么时候,人们脑海中想到的首先是周总理,其亲切自然如斯人还在眼前。以至于“总理”这个词几为周恩来专有,他之后虽有多任总理,但人们单称“总理”时多是指他。

周恩来为何能受国人爱戴如斯,以至于专享“总理”二字殊荣。后人总结,周总理人格精神之伟大最主要的有三点:仁爱、牺牲和宽容,而犹以第一点为最

正文:

何谓牺牲?

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牺牲,如为情、为亲、为友、为理想、为主义、为事业的牺牲;有各种程度的牺牲,如时间、精力、健康,直至生命。但最根本的,牺牲是一种自愿的付出,有爱才有牺牲。

大公无私,甘为别人牺牲自己,这是周总理的本性,一种生来具有的气质基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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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定一在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事。当年他随周恩来在重庆工作,常乘飞机往返于重庆和延安。一次空中遭遇恶劣天气,飞机表面结冰下沉。飞行员着急,让大家把行李全部抛出舱外,并准备跳伞。

这时叶挺11岁的小女儿因座位上无伞急得大哭。周恩来就将自己的伞让给她。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命比一个孩子还重要。后来,周恩来当了总理,在一般人看来已显贵之极、荣耀之极。但对周恩来而言,则是真正开始了生命的磨难、消耗与牺牲。我们任选一天工作日记,看看他的工作量。1974年3月26日——

下午三时:起床;

下午四时:与尼雷尔会谈(五楼);

晚七时:陪餐;

晚十时:政治局会议;

晨二时半:约民航同志开会;

晨七时:在七号楼办公;

中午十二时: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;

下午二时:休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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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周总理的工作节奏,不给自己留一点缓冲的节奏。周恩来规定凡有重要事情,无论他是在盥洗室、办公室、会议上,还是在睡眠,都要随时报告。他经常坐在马桶上批阅要件,因为无时间吃饭,服务员只好把面糊冲在茶杯里送进会议室。

周总理的牺牲不但对自己,也同样要求家属、部下和身边的人。比如他的“十条家规”,这和古今官场上的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,为家属谋利、提拔重用亲信,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中国古代最忌讳但又最难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与朋党政治。周总理则深知这一点,他宁肯矫枉过正,勿使有一点灰尘,不留下一点诟病。如此,亲属部下也要跟着做出了牺牲,超常规的牺牲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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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夫荣妻贵”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官场的铁律。但在周恩来这里有另一条定律:只要他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进国务院。

其实,邓颖超在党内也属绝对的老资格,1925年入党,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,瑞金时期的中央机要局长(相当于秘书长,后因病转由邓小平接任),长征干部,二次国共合作时的六位中共参政代表之一。论资格建国初组阁任一个正部长绰绰有余。

然而,周恩来却提名民主人士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,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当了卫生部长,知名度不大的李书诚当了农业部长,夫人邓颖超则无缘一职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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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,张治中看不过,说:“你这个周公不‘周’(周到)啊,邓颖超不安排人不服。”周笑答:“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事,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。”

党内老同志看不过,来说情。周恩来说:“她当部长,我当总理。国事家事搅在一起不利事业。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职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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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但如此,邓颖超不但不能进内阁,工资还要让。当时正部工资是三级,邓颖超任妇联副主席,资格老,完全够三级。但他们夫妇主动报告降两级,拿五级。批下来后,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上班少,又降一级,拿六级。国庆10周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本有邓,周恩来审核时划掉。

1974年12月周总理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,毛同意邓任副委员长,可能是考虑到周的性格,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:“政治局: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。”

周回来传达时却将此事扣下。到他去世后清理办公室,才在抽屉里发现这个“最高指示”。直到1980年华国锋才根据毛生前意见提议增补邓为副委员长。

周总理这种残酷的牺牲精神叫后人一想起就心中隐隐作痛。人心是肉长的,谁无感恩之心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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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1月8日,周总理在北京逝世,终年77岁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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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化之日,火化工为使总理能平静入炉,竟以身试尸,躺在尸床上几次进出焚化炉,仔细体会进炉的感觉,调试尸床的速度和节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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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总理爱人民,人民爱总理”,这绝不是简单的领袖与公民的关系,而是人心与人性的共鸣,已成历史的绝响。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到那一步,“亲爱”二字总叫不出口,“人民的总理人民爱”这样的句式,自周恩来之后人民就很难再说出口。

马克思所说:“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,但她将永恒地存在,并发挥作用。面对我们的骨灰,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。”这也应了康德的那句话:有两种东西值得我们敬畏,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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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年前的1月8日,寒风凛冽的长安街头上,人群拥挤中哭声、喊声一片,十里长街、百万人群脸上洒满了泪水。